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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缩小,济南劳动纠纷律师邵振中写给最高法院周强院长的信
来源:济南劳动纠纷律师 字体:

 

尊敬的周强院长:

您好!

201311日施行的法释201221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物质损失”作出了解释,导致——除“驾驶机动车过失致人死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这种情况外,其余刑事案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及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对“死亡赔偿金”及“残疾赔偿金”不再支持。

建议

我们认为:法释201221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2013年版)第九十九条中的“物质损失”做了违法的缩小解释,与立法本意违背,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够予以纠正,恢复201311日之前的做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及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对“死亡赔偿金”及“残疾赔偿金”予以支持。

理由

1、“缩小解释”违反了《刑事诉讼法》(2013年版)第九十九条,没有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1997年版)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表述原文如下:“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法》(2013年版)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表述原文如下:“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众所周知,在201311日之前,《刑事诉讼法》(1997年版)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物质损失”包含“死亡赔偿金”及“残疾赔偿金”。司法实践中也是如此操作的。

那么,在法律条文一字未变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刑事诉讼法》(2013年版)第九十九第一款的中的“物质损失”与201311日之前的“物质损失”有所不同法释201221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无权作出缩小解释。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3月出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王尚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李寿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的同志编写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释解与适用》一书第120页有如下内容:“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有的建议将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失也纳入赔偿范围;有的认为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看,目前将赔偿范围限定在物质损失范围内是必要的,也是妥当的。考虑到各方面认识尚不一致,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未作扩大。”

法律条文本身延续原有表述的做法,与《<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释解与适用》一书第120页的上述内容,互相印证——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立法者的本意是延续之前做法,将赔偿范围局限于“物质损失”,既没有扩大,也绝没有缩小。

“死亡赔偿金”及“残疾赔偿金”的性质属于“物质损失”, 200451法释200320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行之日起,性质就是明确的。

一是体现在法释200320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将“死亡赔偿金”及“残疾赔偿金”与其他物质损失相并列,而将精神损害抚慰金单列为第十八条。

二是体现在人民民法院出版社于20041月出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第275页与276页:“而本解释所规定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已经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了,而是残疾者家庭和死者家庭整体减少的家庭收入。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从精神损害赔偿变为残疾者家庭和死者家庭整体减少的家庭收入,这一重大变化的理由及其重大意义,本书第十七条的相关部分已有详细说明,读者务必留意,这里就不再多谈了。”

综上所述,“死亡赔偿金”及“残疾赔偿金”的性质属于“物质损失”,这一观点是明确的。既然,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立法者的原意是延续之前做法,将赔偿范围局限于“物质损失”,既没有扩大,也绝没有缩小。那么,法释201221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将“死亡赔偿金”及“残疾赔偿金”排除至“物质损失”之外,就缺乏法律依据。

2、“缩小解释”下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显著不公平,不具合理性。

让我们看看媒体披露的201311日之后的几个案件吧:

来自《锦州日报》:2013117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故意杀人案决被告人陈小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丽的母亲物质损失共计人民币19356.5元。

来自《新京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开车轧死高速公路收费员小祝的货车司机李革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判决李革祥车辆所投保险公司赔偿小祝父母2.8万余元。庭审时小祝父母索赔金额为249万余元。

来自《新京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偷车杀婴案被告人周喜军犯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合并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民事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1.7万元。

这种事情,如果被害人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或者其家属,刑事被告也属于“经济状况差、赔偿能力弱的人员”,判决被告只需赔偿1万多元或2万多元的一个数字,他们会认为合理吗?这恐怕不仅仅涉及“法律白条”能否兑现的问题。判决书所确定的赔偿金额是对被害人生命价值的一种认可,现在这种严重不合理的“合法”判决是对被害人生命价值的亵渎。

3、“缩小解释”制度性地背离了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讲话精神,进一步破坏了早已不堪的司法公信力。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是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1万多元,2万多元的赔偿金额,如何让人民群众理解:这是体现了他们根本利益的合法判决?作为被害人家属,如何能在这种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周强院长,我们注意到您上任后对司法公信力问题的重视,好多冤案的平反与您的努力密不可分。一个冤案的平反将扭转当事人及其家属对司法的怀疑态度;但是您要注意到,不公正的“缩小解释”正批量地制造司法公正的怀疑者,进而对司法公信力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

不对“缩小解释”进行修改的后果

全国法院一年审结刑事案件80余万件,涉及被害人人身损害赔偿的案件将占相当大的比例。我们预见,伴随着“缩小解释”的实施,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将有如下情况发生:

1、将会发生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不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金额过低而杀害法官的案件。

“缩小解释”,从整体而言,将赔偿金额降低了90%以上,这将导致律师成规模地退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法官将直面被害人家属。作为法官,当然会尽量向其释明法律,争取其理解。但是,一样的话,从自己的律师嘴里说出,和从法官嘴里说出,效果是有区别的。如果被害人家属不认为是法律不公正,而认为是法官处理案件不公正,或者认为法律、法官都不公正,当司法审判不能给他们一个说法时,他们就可能亲自给法律一个说法了。一年几十万案件,出问题的可能性相当大。

2、将会出现外国公民,尤其是发达国家公民在华遭遇刑事案件致死的情况,极低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金额将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司法公正的关注。

旧西藏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文规定,上等上级人的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几人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1万多元,2万多元的赔偿金额,是什么概念?赶不上等重黄金,强于一根草绳,大概相当于2000升至3000升汽油的价值,烧一个人,买一个简易骨灰盒应该够用了。我们如何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说“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吗?

周强院长,我们有一个看见——这种匪夷所思的“缩小解释”将只是历史中一瞬,终将改变,毫无疑问!有疑问的是何事导致,由谁推动,在谁手中完成这个改变。

人们会忘记制造这种“缩小解释”的人,人们也会纪念推动它改变的人!

此致

敬礼!

邵振中

王同义

20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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